商会党建

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



 儒家重视财富,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;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。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。

十五六世纪中,中国市场经济活跃,越来越多人“弃儒入贾”,他们“以义制利”,以正常化营利的行为,使赚钱合于“道”,而赚了钱从事公益活动,觉得并不是只有“治国平天下”才有贡献。

很多人认为儒家思想重视伦理不重视财富,所以现代经济成长不出现于中国;资本主义重视财富而不重视伦理,所以经济成长发生很多弊端。这话虽然不是很准确,但是也颇符合历史的现实。如果将现代经济制度加上伦理,则经济发展一定会有更好的成就。这也是儒家对当前世界可以产生的重大贡献。

一、儒家的财富观

对人民而言,财富很重要。孔子适卫,看到卫国人口众多,赞曰:“富矣哉!”弟子冉有问他:“既庶矣又何加焉?”曰:“富之。”再问:“既富矣又何加焉?”曰:“教之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使人民富裕是重要的施政目标。财富对人民很重要,政府负责任的高官当然要重视,但应重视的是增加人民的财富,不是聚敛政府和自己的财富。《大学》:“德之本业,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,争民施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,财散则民聚。”所以冉求为季氏聚敛,孔子很生气,曰:“非吾徒也!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

至于对儒者而言,财富虽好,但必须符合原则才能接受,否则宁可没有财富,因为人生还有比财富更重要的价值。孔子说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;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又说:“饭疏食,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孔门高弟有“家累千金”的子贡,也有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”不改其乐的颜回和匿居乡野“不厌糟糠”的原宪。

一国的生产能量,最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技术条件。国人追求财富的努力,以及引导国家精英人才追逐财富,可能导致创新,使技术水准提升,国家所能产生的总生产量增加,但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使生产量与人均产量或所得持续不断增加,是现代技术研发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。这种现象就是“现代经济增长”。因此,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,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。不顾技术条件的限制,对财富过分热衷,不但使个人更不满足,而且会引起社会争夺不安,以致伦理不容易维持。

儒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,成就德才兼备的君子,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”,有机会就“出仕”为国家做事,为百姓谋福利,没有机会就独善其身,凭着高洁的人格和丰厚的学养,一样可以自得其乐,活出人生的价值。

余英时在《中国文化史通释》讲到,大体来说,自汉至宋,儒学思想对商业与商人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。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,对于子弟经商只给予维持衣食无虞的最低限度。明代的王阳明虽然说:“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”,但又说治生“不可以为首务,徒起营利之心。”

十五六世纪中,中国市场经济活跃,越来越多人“弃儒入贾”,他们“以义制利”,以正常化营利的行为,使赚钱合于“道”,而赚了钱从事公益活动,觉得并不是只有“治国平天下”才有贡献,商人一样可以对社会有贡献。

二、资本主义,公平最重要

说到资本主义,人们可能立刻想到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位理论大师亚当·斯密的名言: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,冥冥中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,带领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,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利益更有效。这就是斯密的私利公益调和说。

斯密在其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指出,人性有利己的成分,也有利他的成分。利己让我们追求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与名声,由此引申出“审慎的美德”。人要生存发展,不能不有一点物质财富,而人在社会中需要被认同、被肯定,有一点地位和影响力,觉得活着有意义。利他出于同情,看到别人幸福感到欣慰,看到别人不幸感到悲哀,由此引申出“公平的美德”和“仁慈的美德”。公平是不减少别人的利益,仁慈是增加别人的利益。斯密的同情很像孟子的恻隐之心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。然而利己之心强烈,利他之心薄弱,这是人性的本能。就像孟子所说的“恻隐之心仁之端也”,但是,“苟能充之,足以保四海;苟不充之,不足以事父母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》)所以,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。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的最大不同。

在利他的美德中,公平是积极的义务,必须要求;仁慈是非积极的义务,只能期待。社会如能进入仁慈的境界,当然很好,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平。公平才能和谐无争,使社会在安定和秩序中产生效率。斯密《国富论》中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。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,如果未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,则唯有为社会创造了新增的利益,而他所创造的利益,才是社会净增加的利益。

在资本主义制度下,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,结果促进了社会的利益,使经济持续增长,其所需要的技术条件,就是17世纪于欧洲兴起的现代科学和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。工业革命提升了生产技术水准,而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技术取得持续进步的可能性。有持续不断的进步,才有持续不断的经济成长,这就是所谓的“现代经济成长”。这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以前所没有的现象。斯密在他的《国富论》中曾经说:中国虽然富有,但却没有进步(成长)。

斯密所说的公平近似儒家所说的“义”。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维持公平的原则,犹如明代士人“弃儒入贾”所强调的“以义制利”。不过务实的亚当·斯密对人的利他意志并不是很有信心,他宁愿让市场发挥公平的作用。企业生产过程中,不论购买原材料、出售货物或劳务、借钱、租房子、聘请员工,都各有其市场决定买卖双方都接受的价格。不过问题是,市场不是都公正可靠,市场有时候被垄断或操纵。如果太鼓励追求自利,有时候会牺牲公平。所以孔子说:“放于利而行,多怨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让利牵着鼻子走,以致侵犯到别人的利益,当然会引起怨恨,甚至发生冲突,让大家都受到伤害。

三、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

按照亚当·斯密的人生三美德的说法,财富可称为经济价值;地位和名声可称为社会价值,合称世俗价值;公平和仁慈可称为伦理价值。

人的行为一方面受价值引导,一方面受规范约束。社会的价值系统如果对各种价值有平衡的安排,使社会分子在追求功名利禄、世俗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伦理价值,社会就可以在富裕进步中维持和谐,增进幸福。

然而,在当前全世界热衷于追求快速经济成长的文化中,经济成就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,经济价值高于一切,伦理价值日愈退居不重要的地位。追求财富,不择手段,弊端就会不断发生。在这种情形下,自利不能充分达成公益的目的,利润也不能完全反映对社会的贡献,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。曾被评为2000年全美最佳投资银行的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于2008年破产后,众院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主席魏克曼责问雷曼公司执行长傅德说:“如今你们的公司破产,我们国家陷入危机,你自己却弄到4.8亿美元。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:这样算公平吗?”

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梭罗教授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:那些为了防范弊端发生所设计的法规,就像还在打上一场战争的将军,这些法规如果存在,今天的弊端就不会发生,但不能防止明天的弊端,因为明天的弊端会从新的漏洞出现。孔子说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外来法规的节制虽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内心对伦理价值的坚持,让我们有所不为。这正是儒家思想对当前这个功利社会能够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。

   (注:作者为台湾大学经济系与经济研究所毕业,曾任台湾大学校长、台湾新竹工业研究院董事长等;现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、台湾“中华企业伦理教育协进会”理事长)